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韩国半岛完全落在东洋帝国的控制之下。
1907年6月东洋国废韩国李氏王朝高宗（李熙），7月解散了韩国半岛仅有的9000人部队，并一步步控制所有的要害部门。1909年通过的《第三次日韩协约》使东洋国完全控制了韩国半岛的内政、司法、警察及交通、通讯，并把韩国货币纳入东洋国的货币体系。
1910年8月10日，在“一进会”头目宋秉浚、李容九向东洋天煌的请求下，在韩国总理李完用的同意下，韩国同东洋国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规定韩国半岛的统治权完全永久让给东洋国的天煌。
在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之前，东洋在韩国推行的是彻底的殖民地政策，把它仅仅当作一块殖民飞地，同其他殖民者一样进行不负责任的资源掠夺和商业渗透。
1910年合并之后，东洋把韩国当作“新领土”对待，不再只把它看作“殖民地”，采取了“整合”的政策，企图把韩国从正治上、经济上整合进入东洋帝国。
东洋国在韩国的统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0—1919年，是占领和取代阶段，或称“军事专制”阶段。总督寺内正毅将军和驰川良路将军推行严酷的军事统治，一是“东洋化”,废除韩国文化、习俗，进行社会改革；二是为东洋人的利益发展生产。
第二阶段1919一1931年，是调节和“抚慰”时期。由于对“三、一”运动的镇压引起国际公愤，东洋放弃对韩国人民的强硬控制和同化措施，如允许办报、允许朝语教育和韩国人的习俗，等；在经济上允许东洋自由资本进入，韩国工业开始明显发展。
第三阶段1931—1945年，是“强制性整合”和工业发展时期出于进犯华夏的需要，东洋对韩国采取了比第一阶段更加严厉的控制，废除韩国文字习俗，甚至连韩国姓名也必须改为东洋姓名。同时出于战争需要，东洋国在30年代加速韩国的工业化，并转向军工业生产。
在整个日治时期，为了经济掠夺和军事需要，东洋国在韩国半岛建立了各种基础设施，开创了商业化城市；现代船舶、港口、铁路、公路；真正的银行系统，现代内外贸易、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和系统化的税收体系；现代农业和商业交易会；地方教育；水利灌溉和霖林保护；现代化矿产开发；新的通业技术和有管理的、注册的捕捞；企业法规和公司；永久性和管理的市场：制造业；企业和技术工人培训，等等。
在沈万福前世，韩国本土和西方学者对东洋国这段殖民史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洋人既带来沉重的奴役和剩削，又带来现代经济因素和西方文化，两者混淆一起难以区分。
1910年东洋正式兼并韩国后，韩国的正治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东洋国在韩国半岛设立了总督府。总督由东洋国的天煌任命，并对天煌和内阁首相负责，受东洋内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拓植大臣的监督。总督府的财政由东洋国会控制。总督具有独裁的权力，有权制定法律、颁布命令和规定；如果需要，有权把部队送往伪满境内。
1920年后，为了推行一些怀柔政策，限制韩国总督的威权专制统治，改为韩国总督对东洋国会负责，韩国总督事实上成了国会的一员，但韩国总督的独裁性还是很强的。
韩国总督府有一个私书处，它里面有十个局。此外，还有六个部。这些行政机构分管常务、内务、金融、农业、工业、商业、土地调查、教育、铁路、通讯、建筑，等等。
在这些机构里工作的，基本上都是东洋人。韩国原先的官府要员如總理李完用等，都被安置在一个虚设的顾问机关“中枢院”里，任务是研究韩国文化和民俗民情——当时的韩国半岛的整个官僚机构都为东洋人所垄断，毫无主权可言！
东洋很早就有目的向韩国移民——1882年，移居韩国的东洋人共3622人；1905年42460
人；1901年171543人；1918年336812人；1940年达708448人，相当于韩国总人口的3.2%。
这就意味着在韩国半岛的日治时期，韩国半岛本土有足够的东洋人来取代韩国官僚的位置，而这一项大换班的工作在1919年之前就完成了。
值得注意的是，东洋在韩国沿袭或利用了李氏王朝的集权官僚制构架。
集权的、官僚层层控制的、没有民众参与机制的等特征同李氏王朝的中央集权制有相同之处，并且，借助于现代/警/察和现代法律制度，日治时期的韩国总督府的统治要比李氏王朝更加严厉而表现出冷酷的、无人性的特征。
虽然所利用的还是李氏王朝的集权官僚制构架，但韩国官府机构的效率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通过上述东洋人的大换班和机构的分化来实现的。
由于东洋人的取代和垄断，韩国半岛旧的正治传统，如中央官府的个人权力争夺、裙带关系，官僚的贪污和受贿，崇尚道德空谈而不务实际，讲人情不讲原则等，被人为地铲除了。
韩国总督府同李氏王朝的中央权力寡头不一样，它采取严格的现实任务目标取向。只因担任韩国总督的，基本都是清一色不懂正治的军人，带着军人职业性严厉和刻板。因此李氏王朝中央官府那种因个人权力斗争而延误国家大事的现象在韩国总督府是难以找到的。
韩国总督府的一切行动都带上军事化的色彩，即单纯的、明确的任务目标。它利用高效率的和比较清康的官僚机器强制推行改革，主要改革目的是把东洋国的明治维新复制到韩国半岛身上，从而在韩国半岛永久刻上东洋国的‘痕迹’。历史证明，东洋人成功了一半！
从1910年开始，东洋人就开始向韩国半岛强制推行殖民地化的经济政策，首先进行的工作是上地调查——所谓的“土地调查”等于一次土改。
1910年9月，韩国总督府设立了“临时士地调查局”，1912年8月颁布了《少地调查令》，到1918年12月完成，共花费了2040.6万多日圆。
这一次‘土地调查’包括三项内容：（1）上地所有权调查；（2）上地价格调查；（3）军事地形调查。实际上，土地调查是东洋殖民当局对韩国人民的一次土地掠夺：官地和官私不分的上地被总督府没收。
先前韩国李氏王朝的国有土地制度造成官私限模糊不清，许多老实农民种着的土地不敢去登记，有的是不知道消息，而两班贵族和地方豪强则把霸占的土地登记为已有，这样在调查结束后，大量农民失去耕地而破产。
随此后韩国总督府将公地和无人登记的上地没收，至1918年，共持有耕地和林地888万町步（1町步≈15市亩），占朝鲜全部士地面积的40%。从1908年起，韩国总督府把这些夺来的土地一部分卖给新的垄断财阀，如“东洋拓植株式会社”和“南满铁道会社”。根据1938年的资料，东拓公司拥有145237町步耕地，统治着78668名佃农。总督府把李朝王室直辖耕地9万多町步作为东洋国有土地。总督府和东拓公司是韩国两家最大的地产所有者。
东洋人主导的韩国总督府实施的土地调查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只因它改变了韩国李氏王朝土地界限模糊不清、官私不分的状况，破坏了两班的经济基础，确立了土地私有观念。从直接经济意义上看，它既为垄断资本的发展提供了土地资源，又为农业商品化奠定了基础。在日治时期，粮食一直是韩国出口的大宗产品，1910--1935年间，韩国的稻米产量从2500万公石上升到3200万公石，1940年达到3900万公石；而韩国的稻米出口从1915--1916年的400万公石，上升到1936年的1400万公石。
但是，东洋人搞的这次‘土地调查’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至上而下的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东洋国本土的土地制度中有很大的落后成分，旧地主阶级和封建土地制度没受到根本触动：虽然实行了土地买卖制度，但是大土地所有制、租佃制度依然存在。
东洋殖民者摧毁了韩国李氏王朝的封建国有土地制度，并没有在韩国半岛建立起适合农业商品经济化的土地制度。韩国同东洋一样，农业产量的提高是依靠修建水利工程、生产化肥、推广优良品种等措施，而不是靠解放农业生产力。
为了把韩国殖民地经济纳入东洋国的经济结构中，韩国总督府在第一阶段进行了货币和金融改革，排除外国资本、清除封建残余和障碍，并推进基本建设投资，如运输、交通、港口、电力、海港，灌溉，推动向出口经济的转变等。到1920年，经济改组基本完成。
https://www.ishubook.com/shu/116060/243671117.html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https://www.ishubook.com。手机版阅读网址：https://m.ishu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