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霉国的退伍军人及其家人在投资房地产的同时，也逐渐开始进行证券投资。
华尔街目睹了商业活动从20世纪20年代末的商业巅峰一落千丈的过程——
1929年，霉国每天的股票交易量平均为250万股，到了1939年萎缩到100万股。
1939年9月，“二战”爆发并没有引发华尔街的恐慌；华尔街与霉国其它金融交易市场一样，整个股市行情表现沉闷。然而，价格和交易量连续三年持续萎缩。
1942年，霉国股市日成交量通常只有可怜的455000股，道琼斯指数在那年4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中竞跌到100点以下，而当时在战争订单的刺激下，企业利润飞涨。
在“二战”之后，华尔街股票的价格都滞后于高速增长的经济。
尽管霉国经济增长了接近三倍，企业利润的增长幅度更大，1949年12月31日，道琼斯指数在200点站稳，仅为1940年该指数高点的两倍——有些蓝筹股只有4倍的收益，派发的红利刚超过百分之八；但是华尔街正在进行一场革命，股票经纪行业和霉国经济将会呈现出新的面貌。
出生于霉国南方州的查尔斯·梅里尔22岁来到华尔街，当时的华尔街正笼罩在1907年大恐慌之下。1914年，查尔斯·梅里尔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两年后与埃德蒙·林奇的公司合并成美林公司。（合伙的文件无意之中在两个名字之间留下一个逗号，从那以后两人就特意保留了这个逗点。）
20世纪20年代，查尔斯·梅里尔帮助几家连锁商店发行股票。1929年早期，他准确判断出华尔街的走势，劝说他的客户们将手中的股票抛出，等到1929年下半年股市大崩溃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基本上全身退出了。
由于准确地预见到自1930年开始的大萧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查尔斯·梅里尔把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席位卖掉，又把自己的公司出售给另外一家经纪行——e·a·皮尔斯公司，成为这一家经纪公司的一名有限责任合伙人，但并不插手公司的日常管理。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查尔斯·梅里尔为曾经提供过担保的连锁商店做顾问，比如西部汽车和西夫韦百货；还开始考虑把开连锁店的技巧应用到股票经纪行业。
这段时间大部分华尔街的股票经纪公司都是小规模的家族式企业，因此并不把那些小储户放在眼里。所谓的‘研究’，比如过去的研究，说好听点是无心之举，说难听点就是收集谣言。1940年，查尔斯·梅里尔作为高级合伙人接管e·a·皮尔斯公司，美林的名字又重现华尔街。很快查尔斯·梅里尔就着手实行一种全新的经纪公司模式，在他手下的客户经理都接受过全面的培训，把公司的一个大型研究部门收集的信息提供给客户作为参考。
1948年查尔斯·梅里尔开始做广告（在传统保守的华尔街来看，这种行为简直是‘大逆不道’），在普通百姓中间扩大华尔街的影响力，鼓励人们到华尔街找寻投资机会。
广告讲述了买卖股票的细节以及需要承担的风险。这些广告同时还带有微妙的政治意义。当杜鲁门总统为竞选1948年的那一届總統时，对“货币兑换商”使用了一个贬低性的说法。
查尔斯·梅里尔随后在一则广告中做出了回复，他承认：
“竞选活动的策略确实让我们感到有些生气！那是把一个华尔街大亨老妖怪拿出来炫耀一下——杜魯門先生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清楚华尔街根本不是这样，这只是个传说。”
“华尔街就是旧金山的蒙哥马利大街、丹佛的17号大道、亚特兰大的马里亚塔大街、波士顿的联邦大街，得克萨斯韦科市的缅因街，是密苏里的独立城，在这些地方，勤俭的人们用自己的钱投资买卖证券。”
查尔斯·梅里尔想要把华尔街引进缅因街的主意果然奏效了。
1950年，美林公司成为霉国最大的股票经纪公司。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林公司的客户是其最大的竞争对手的四倍。
虽然直接进行股票投资的人还很少，但是间接投资者数量猛增。计时工在20世纪20年代几乎享受不到任何养老金保障，瓦/格/纳法案的出台为工会坚持不懈地通过谈判来为人们争取自己的养老金保障提供了依据，而且越来越多的公司管理层也都支持实施养老金保障，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养老金制度在霉国企业界得到迅速的普及。
20世纪40年代，有人向通用汽车的总裁查尔斯·e·威尔逊（后来成为艾森豪威爾的国防部长）建议，如果把养老金账户里的钱投到股票市场中去，那么员工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霉国公司的主人，对此查尔斯·e·威尔逊回答说：“这就应该属于他们（员工）。”
20世纪50年代，由公司和工会共同管理的各种养老金基金成为华尔街的主力军。
1955年，当霉国联邦预算还不到1000亿美元的时候，未投保的养老金基金持有的股票价值174亿美元，并以每年新增10亿美元的速度进行新的投资。
1924年首次亮相的共同基金在华尔街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渐渐地霉国股民可以投资共同基金而不用自己定夺该买哪一种股票。1940年共同基金的投资额只有5亿美元，10年后的投资额是1940年的5倍，1960年达到170亿美元，又增长了接近5倍。
被严重低估的华尔街市场1954年开始上扬，2月13日道琼斯指数上升到大萧条之后的一个新高点：294.03点，这是自1930年4月份以来的最高点；到了6月份，股市在330点站稳，12月份的时候最终在25年之后突破了1929年9月3日的381.17点的最高点纪录，在道琼斯工业指数108年的历史中，这一次是两个指数最高点间隔最长的一段时期。
不管是从经济层面还是人的心理上，经济大萧条所带来的阴霾都已经消散了。
“二战”之后，霉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就业率而是通货膨胀。
尽管军事订单从1945年早期的每年1000亿美元缩减到1946年的350亿美元，受其影响，国民生产总值微降，但是到了同年底国民生产总值开始回升，自此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回顾过去，原因一目了然，受“二战”的影响，对耐用品的巨大需求长期受到压抑。“二战”期间，汽车、各种用具的制造以及房屋建设都完全停了下来，仍在使用中的汽车、设备和房屋都差不多到了使用的极限，很多已经是过度使用了。“二战”期间聚集的大量个人储蓄正好可以用来购买所需要的商品——此后，霉国居民贷款消费模式由此开启！
但是要想完成从军工产品向消费品的转变需要一段时间，而无法抗拒的正治压力对工资和物价的控制在1946年过早地结束，结果就导致了国内的通货膨胀率暴增——这是霉国截至当时和平年代最严重的通胀，因为非官方开支增长了百分之四十，而商品的供应却跟不上前者的脚步；国内农产品价格一个月之内就上涨了百分之十二，到了同年底，其价格较最初已经上涨了百分之三十；汽车从1942年以来几乎已经完全停产，到1946年产量达到2148600辆，但是直到1949年才突破1929年的最高产量。
在这个热闹的卖方市场里企业利润增长了百分之二十，而霉国国内的大小工会要求大幅度提高小时工的报酬和利益——在战时罢工禁令撤销后，罢工事件频发。
1946年1月，包括汽车、钢铁、电力以及肉类加工等行业在内的霉国百分之三的工人举行大罢工——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直至21世纪）加入到工会的罢工行列中；霉国社会觉得劳工的力量已经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瓦/格/纳法案》的天平重重偏向劳工一方！
“二战”后马上就出现了这么大的经济动荡，新任霉国白宫主人杜魯門难辞其咎，“杜魯門又非圣贤岂能无过”成了国民的一个笑料。
1946年的中期选举，霉国共/和/黨打着“受够了吗？”（hadenough？）的口号，自1928年以来第一次在国会两院赢得多数席位，这是霉国共/和/黨那些年来的首次胜利；杜魯門后来对这届国会有一个著名的评语——“游手好闲的第50届国会”，但是这届国会至少催生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法案、即《塔夫脱—哈特利法案》。
这一法案和《瓦格纳法案》不一样，只要不使用任何威胁的手段，它允许雇主就成立工会的相关事宜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批准；另外该法案允许管理层自行举行内部选举，并禁止工会强迫工人或拒绝谈判，而《瓦/格/纳法案》是禁止管理层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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