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的现任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对情报如痴如狂，在1940年5月入主唐宁街时，他已在情报工作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也为他二次担任首相提供了不少助力
随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一只‘黑狗’首相目睹了情报如何在和平时期发挥作用，又如何在战争时期产生影响；1909年，丘吉爾见证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诞生，最重要的是1911年至1915年他担任海军大臣的期间，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兼任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因此他知道情报工作——尤其是信号情报在作战中的重要性。
此外，丘吉爾还曾参与战后大英帝国情报机关重组的一些细节工作，后来为防止国内特务与极/端/恐/怖分子及国家颠覆分子勾结，丘吉爾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安全保卫工作中。
尽管在国家安全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政务工作经验，但是在情报工作方面，丘吉爾还仍旧是一个实打实的门外汉，而且两度改变党/籍，丘吉爾被外界视为变节分，但却是勇气十足！
丘吉爾满怀激情地相信情报的变革力量，并知道它可以在官府政策中发挥核心作用——这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热爱间谍技巧和一切秘密手段，并且因为卧底行动自身的特点而热心地鼓吹卧底行动。
不仅如此，丘吉爾还相信阴谋、秘密行动和特别行动，即所谓的“看不见的手”之力量！
丘吉爾一直被誉为大英帝国情报界的伟大冠军，但他冲动善变的个性常常令他的情报局主管们暴跳如雷。毫无疑问，正是因为丘吉爾对情报工作怀有的无限热情，大英帝国情报界的规模才得以扩大，情报工作才得以改革、发展，情报才得以纳入二战的官府决策；但丘吉爾也要学会不插手情报事务，不要意气用事，企图掌控情报工作的方方面面！
更值得一提的是，丘吉爾的战时正府就像是一个学校，承担起了培养候任大英帝国首相人选的重任。正如丘吉爾自己的情报工作方法是在好几届官府工作中摸爬滚打才学到的，担任过他的战时大臣与上一届唐宁街的主人们——克莱门特•艾德礼、安东尼•艾登和哈罗德•麦克米伦也有机会读到一手情报；后来在以上各位的执政队伍当中担任要职的欧内斯特•贝文、休•道尔顿和邓肯•桑兹尔，当时也都是丘吉爾战时官府的内阁成员。与前几任首相不同，丘吉爾告诉他的学生们：情报乃重中之重！
溫斯頓·丘吉爾的官府管理理念一直走在时代前沿，即他期望能形成一种總統式的执政风格，身边围绕着一群特别顾问和贴身侍从，随时准备回答他提出的各种异想天开的问题。就像德斯蒙德•莫顿，任命他担任情报顾问则可以很好地把唐宁街10号、军情五处、军情六处、官府密码学校和风云莫测的特别行动贯穿在一起。
矛盾的是，丘吉爾最大的缺点是不能保守秘密，关于这一点他常“宽于待己，严于律人。”
1923年丘吉爾在回忆一战故事时，恰恰是他自己把信号情报的秘密说出来；没过多久，出版公司觉得丘吉爾在二战中战功赫赫，出重金请他执笔讲述二战经历，这一次他又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情报故事统统抖搂出来——不愧为真正的双标‘黑狗’！
一开始大英帝国的内阁办公厅基于保密工作的需要，建议丘吉爾不要这么做，但无济于事，后来不得不请军情六处主管斯图尔特•孟席斯爵士出马说服了丘吉爾不要将关于一战的情报透露出去。到了二战之后，德斯蒙顿·莫顿与一位友人就丘吉爾的生活与精神实质’是什么”展开讨论，莫顿认为用“自由撰稿人兼冒险家”来描述丘吉爾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丘吉爾钟爱情报工作，但他也热衷分享情报故事，他就是那种肚子里藏不住事儿的性格。
除此之外，温斯顿·丘吉爾还是个生硬粗暴的人——上任之初，丘吉爾就一心想读到第一手情报，而不是总结和评论之类的文字材料，最重要的是他想直接读到布莱切利园译码员截获的原始密电。随着恩尼格玛密码机输出的情报数量越来越多，丘吉爾俨然成了大英帝国的战/争/领/袖——情报的涓涓细流很快汇成了滔滔江河！
但并不是所有的情报首相都能接触，对于这一点丘吉爾不得不勉为其难地接受了，作为权宜之计，情报主管孟席斯爵士亲自将遴选出的“超级机密”装在米色盒子里交由首相批示！
然而，多亏了这些令人头疼的脾性，丘吉爾才能发起了一场白上而下的情报改革！
在丘吉爾的领导之下，白厅建立了第一个将情报纳入战争策略和战略行动的现代体制，这不仅仅意味着联合情报委员会职能的扩大——将联合情报委员会发展成为大英帝国情报的中枢机构是丘吉爾官府最突出的贡献之一。
正如外界所看到的那样，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英帝国的外交部和三军大臣们曾一直围绕着对情报机关的控制和情报的解读这两方面做斗争，直到1936年为三军参谋长服务的联合情报委员会成立，这两个问题才得到解决，但该委员会一直动力不足，工作懈怠。随着丘吉爾的出现以及他对原始密电的渴求，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丘吉爾总是在看过“超级机密”之后，发连珠炮似的向三军参谋长抛出一个又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有时候他对这些“超级机密”的理解与联合情报委员会的解读也会有出入。他把“超级机密”当作自己制定政策的基础，这些策略颇能鼓舞人心，但往往是不切实际的长篇大论，有时甚至是酒后“胡言”！
更加夸张的是，丘吉爾常与人彻夜长谈，运用智慧和惊人的辩才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把战时内阁中的政敌耗得筋疲力尽——时任大英帝国外交部的主要官员布鲁克和亚历山大•卡多根只能在日记中发泄他们对丘吉爾的不满情绪，记下他是如何使得身边的人苦恼不已！
亚历山大·卡多根经常问自己：“首相大人只管浪费他自己和其他人的时间在那儿胡说八道，讲些不着边际的话，还觉得挺有意思的，那这些人是怎么带兵打仗的？”
1940年5月真是祸不单行，德意志先是入侵挪威，随后挺进法兰西北部，整个欧洲为之震惊，唐宁街被迫采取行动。对于德意志这两次行动，情报局事先都没有任何预警，让丘吉爾感到异常震怒。他命令三军参谋长反思一下情报、高层决策、军事行动如何实现联动。
因此，在1940年5月17日，入主唐宁街10号还没几天，丘吉爾就授权联合情报委员会成为唯一拥有战略评估与实操评估资格的机构，并新增了发布预警的职能，联合情报委员会的地位也因此大大提升；而丘吉爾的高级参谋黑斯廷斯•伊斯梅少将（绰号“哈巴狗”）得到命令，让“首相随时了解”联合情报委员会掌握的情况。
联合情报委员会的职能经过强化后，三军参谋长终于能够从丘吉爾的死缠烂打中缓一口气。军情六处（还负责管理政府密码学校的译码员）、军情五处和经济作战部（主管特别行动）由联合情报委员会统一管理，而且有更多人员加入情报分析团队，草拟情报评估报告。
人们寄希望于经过评估的情报数量增加能够防止首相继续亲自分析原始情报，然而丘吉爾偶尔也能正确地解读密电内容，先于“职业分析家”一步发现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例如在1941年6月22日，丘吉爾第一个参透德意志的小胡子做出突袭红苏本土的惊人决定！
溫斯頓·丘吉爾迫使大英帝国官府与议会意识到情报对于现代战争的重要性——情报不仅指拦截的情报，它的外延更大，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
实际上丘吉爾助了一种全新的情报—电子情报的一臂之力，并在r.v.琼斯的辅佐下加速推进“巫师战争”——到了20世纪50年代，“巫师战争”形成了一片崭新的秘密天地！
最重要的是，丘吉爾深知特种部队和隐蔽行动的战略意义——大英帝国最著名的秘密部队一括特种空勤团（sas）、“二战特种兵”和“钦迪特”特种部队的存在，都应归功于丘吉爾对于好战分子的热情，但思想保守的参谋官则对这类惊世骇俗的行为深感厌恶。
1940年率游/击/队在东非对意军成功作战的奥德•温盖特旅长实际上因其特立独行的想法遭西亚战区总/司/令/部降职，但丘吉爾搭救了他，使他免受军事流亡的命运，迫使三军参谋长们对其加以重用，并允许温盖特以第七十七印度旅为基础改编建立缅//甸“钦迪特”特种部队——“钦迪特”激励了整整一代战争后方的狂热分子，这些人对所谓的“战争的第四维度”有着满腔热情！
说实话，在大英帝国的主场跟温斯顿·丘吉爾这一位大英帝国的‘情报之父’玩心眼，对于出身于红苏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飞鸟卫领队贝利亚来说，着实是一件难度极高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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