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底，披汶冷淡接见一位来自福尔摩沙的密使，相反地，暹罗官员和华人则热烈欢迎仅是转机过境暹罗的华夏外交官。暹罗也指控仍然受到cia援助的台岛果党，非法获取武器和资金。接下来两年，两国间的商业贸易代表、僧侣、海军官员、新闻记者、娱乐界人士、运动员频频互相造访；许多人获最高阶层人士接见且广为宣传。披汶的妻子时任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worldfederationofunassociations）总裁，明言欢迎新华夏加入。
对于霉国而言，事态更糟的是（且回想起来对新华夏更觉遗憾），暹罗具有供产倾向的华人状况获得适度改善。1949年，披汶曾公开警告本地华人社群远离华夏的正治事务，但是蒋光头的失败让他更难以宣称自己并未专门镇压供产分子。当他们掌控华人商会，披汶成立泰华联合协会（combinedthai‒chinesecommittee）。他也将五十位华人教师驱逐出境，原因是散布供产主义思想，并且确保大选候选人的父亲必须具有暹罗血缘。但是面对霉国持续施压下，务实与安抚成为关键，正如同他反复延迟反供人士的法律，却让霉国主导正治宣传。
然而，由于美援在1950年起骤增，披汶和鲍认为有需要从国内保护海外的反供主义投资。尽管华夏在韩战里扮演的角色、它的国内土地政策，以及对于海外华人的召唤等诸多事实，这导致华夏在暹罗华人间的名望下降。霉国人并未挑战披汶限制批评其外交政策的禁令，以及他的驱逐华人社群。他们乐见披汶在反供主义运动里召募劳工领袖、公仆、学者、僧侣和商人，并且鼓励他审查、抑制、没收涉供报纸，重新考虑反供人士法，并逮捕行为不当的新闻记者。甚至暹罗华人与家乡亲人间的往来受到监控，暹罗学生赴中旅行也受限。在一连串先发制人、未经法院程序的杀害反对人士后，鲍也同样鲜少感受到来自美方的强大压力。
克莱萨克·椿哈汪（kraisakchoonhavan）在漫长的职涯里将培养暹罗与华夏的关系，他遥想当年：“我的父亲总是说，我们跟华夏的接触必须瞒著鲍叔叔。身为警察总监，他显然跟中情局走得愈来愈近。我祖父密切联系的另一个人是位商人，名叫练·磨素汪（luanbuasuwan）。我父亲从我还十分年幼就告诉我这件事，直言不讳地说，这个人是我们跟华夏的联络人，他是一个暹罗华人。甚至他的儿子小弟（tee），总是来跟我一起度周末，还留下来过夜。我父亲一定要我们成为朋友，我不懂为什么。现在这些已经永远伴随着我。”
1952年，暹罗当局针对异议人士更广泛的镇压，部分原因是满足霉国的要求，并且获得反转【四年空洞承诺】的赞誉。鲍禁止供产分子控制的中央工会（centrallaborunion），研拟新的反供人士法令。他也逮捕多达一千人，其中包括新闻记者、供产主义运动人士（包括帕侬荣的儿子）、官员、学生、前自由泰成员、反美首领，许多人被杀。
几乎所有的暹罗供产首领都是纯正的华人，尤其受到马列思想的意识型态渗透，但是许多基层人士是拥有华人血统的暹罗人。隔年披汶在无视华夏的请求下废止双重国籍。与简报和正治宣传皆口径一致，霉国大使馆宣称曼谷的“军事设施相关地图和资讯”被卖给了红苏，进行中的计划是要废黜国王、推翻旧x政x府并建立一个“新的人民的政x府”。
1955年初退守台岛的蒋光头写了一封信给东南亚条约组织，宣称暹罗华人大多支持红色华夏。但后来披汶和鲍联手致力于对华关系，代表反红色华夏活动的路线再度反转。披汶举行新闻记者会，表示容许反美观点、谴责政变并乐见新的政党。鲍释放正治犯，并且加入中国，批评让他们遭受封锁的法律。1956年的国籍法让所有在暹罗出生的人获得国籍。
暹罗的两位掌权者都做出惊人之举，双双邀请帕侬荣回国（却未成功），并且援引皿煮，主张友好对待华夏是出于人民的意志。立场循环反复且自私的举动招来反效果。改变与华丽词藻来得太迟，选民在1957年大选拒绝作为霉国追随者的披汶，并且怪罪美方驻泰大使馆意图影响选举。鲍的往来关系也被视为一丘之貉。仅有陆军第一师的团长、立场一贯反美的沙立获益，他的支持者来到中情局和标准石油（standardoil）办公室前抗议，这有可能象征着暹罗外交政策的显著转捩点，以及未来数十年的截然不同轨迹。相反地，同样笨拙的霉国人逃过一劫，而华人并未如前世般浪费了绝无仅有且代价高昂的机会！
1957年大选后结束权力真空，沙立发动政变并肃清旧势力。这包括鲍的cia后盾，他们在坦克车缓缓行进时焚烧档案，而且被迫将警方的专案转交给霉国国际开发署。接下来十三个月，沙立重回军营且赴美就医，成为霉国大统领艾克先生的座上宾。沙立誓言遵守对联合国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承诺，他任命的暹罗總理曾在披汶治下担任外交部长、驻美大使与东南亚条约组织秘书长。但是1959年10月他再度掌权，甚至废止形式上的平民官府，在事件前后皆深切寄望、也顺利获得霉国的支持。霉国人拒绝将他的行动称为政变，同时沙立则任命暹罗驻美大使为外交部长。尽管沙立私下照顾那些曾赴中访问的前任在位者，他辩称政变在某部分上是反转诸多示好姿态所必须的，而且他立即禁止华夏部分商品进口。
在前世，沙立坚持霉国路线是出于暹罗国内外的各种压力之下的无奈选择，而且相比起披汶这一位对暹罗有功也有过的前上司，他对于暹罗的掌控力达到了历史上的唯一高度！
但是这一世由于多出了沈万福这一个意外因素，在沙立尚未完全掌控暹罗的军政大权之前，沈万福就向京师方面连续五年写了上百封密信，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内容是讲述了东南亚地区对华夏的外交以及地缘正治的重要性，也正是有了沈万福高瞻远瞩的提醒，京师方面抛弃了某些前世证实了是错误的、对待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手段和方针。
当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之际，伍豪先生特意在万隆市中心的国王花园大酒店与从东京城秘密来到印尼的沈万福进行一次重要会面——国王花园大酒店是沈万福联合了盘古银行在内的众多南洋华人资本创办的现代化国际酒店集团，在装饰风格方面完全融入了华夏建筑与南洋建筑的特色，在日常服务、客房设计等方面是按照21世纪迪拜帆船酒店来打造！
初次见到伍豪先生的沈万福可谓是激动不已、心潮澎湃，恨不得将自己脑海里关于前世的新华夏以及世界的发展历史尽数告知伍豪先生，可此时的沈万福也不再刚重生到这一世的小白鼠，而且他也很清楚无论是哪一个时空的伍豪先生，都只会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但是沈万福仍旧是将一些重要的资料和世界发展趋势判断转述给伍豪先生，而伍豪先生听完之后，对于沈万福这一番拳拳爱国之心终究是有了一个切身体会，更加让伍豪先生感受到沈万福的赤诚心思的是——沈万福将叁井造船、川崎制铁、东京芝浦等扶桑国巨型制造企业的部分核心生产资料无偿赠送给仍旧是一穷二白的华夏大陆，同时还有一笔高达1亿美元的海外资金，正在通过港岛、濠江两地的统战机构输入大陆……种种行径，无一不在表明沈万福并非是通过经济资本来攫取正治资本的投机者，而是一位心思真诚的爱国商人！
在沈万福的安排之下，沙立与伍豪先生在国王花园大酒店同样是进行了一番交谈深入的会晤，双方对于加强两国之间的民间和官方交流都秉持着基本一致的态度、即积极表态允许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领域逐步放开原有限制，但在官方层面则是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
除此之外，由于华夏大陆工业化建设大量需要钢铁、原油、机械设备等重工业品，因此在沈万福的周旋之下，沙立终究是同意允许亚历山大石油公司、川崎制铁、东京芝浦等沈万福控制的企业制造的重工业品，通过暹罗作为第三国中转至华夏大陆。
不过上述共识和合作事宜都是以暹罗不与霉国交恶为前提，一旦霉国发现并且强力破坏了上述共识和合作事宜，那么沙立所代表的暹罗官府不会、也不可能承认有这些事情！
对于沙立的担忧，沈万福表示理解、伍豪先生则表示理解且接受——事实上，如果不是沈万福在其中穿针引线，伍豪先生相信自己想要见到沙立且与沙立达成许多领域的共识与合作，完全就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奢想，现如今能够得到沙立这一位暹罗最高掌权者的软化态度，已经是非常难得的外交成就，这对于逐渐走向世界正治舞台的新华夏而言是好的开始。
“沈先生，您是一位实诚君子，对国家的奉献不比任何人少，我相信迟早有一日能够光明正大地载入史册、宣告天下。但是我也很明白您一直坚持保密真实身份的良苦用心，请您放心，我们始终是将您看作祖国的一份子，同时也是我们最忠诚、最可靠的黨外朋友！”
回想起伍豪先生参加完万隆会议、临行前与自己的一番交心之谈，沈万福始终念念不忘，站在曼谷大皇宫前朝着北方眺望而去，那里是故乡和祖国的方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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